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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总，您就是活佛再世！”

这是一位母亲发来的报喜信息。就在此前一刻，她的孩子刚刚出生。只不过，这名婴儿的身世有点特殊，他有不止一位母亲：一个提供了健康的卵子，另一个用子宫孕育了他——孩子是通过代孕生产的。

收到这条微信的时候，醉醺醺的吕进峰正在KTV包间里唱歌。他迅速地回了一句，“给钱就行”。

这位39岁的江苏人是国内最早从事代孕中介的那批人之一，通过搭建委托人和代孕母亲之间的联系赚取服务费。吕进峰亲历了这个隐秘而庞大的地下王国从无到有的过程，并努力拓展疆土，成为王国的领袖。截至目前，他一手创立的AA69代孕公司已经“生产”了上万名婴儿。

一

在位于上海的办公室里，吕进峰斜靠在沙发上，用手划拉着手机屏幕，偶尔回条微信，显得漫不经心。在他身旁，一位中老年妇女望着他，眼神里满是恳求。她叫秦月（化名），上海本地人。前段时间，秦月陪着女儿、女婿一起来签合同。女儿今年31岁，7年前发现患有癫痫，随着病情越来越重，后来干脆在家休养。从前两年开始，秦月夫妇就一直催女儿女婿要个孩子，他们找生殖科医生问过，回答是“体质不适合要孩子”。失望之余，秦月替女儿选择了代孕。这次，她是来和吕进峰商量如何用促排卵药的。

代孕，是指在体外受精的卵子形成胚胎后，将其植入代孕母亲子宫内，由代孕母亲替人完成怀胎和分娩的过程，属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一种。

还差一天，秦月的女儿就要进入排卵周期了。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第一步就是促排卵。在获取高质量的卵子之后，才能在实验室里使其与精子结合并培养成胚胎，再植入母体的子宫。

秦月的女儿已经服用了数天的妈富隆。妈富隆是一种避孕药，在促排卵时服用可以调整体内的激素水平，以便生成更为健康的卵子。然而，在吃了妈富隆后，秦月的女儿癫痫发作的频率从20天一次变成每天发作。每次发病的时候，她都有预感，便找个地方坐下来，接下来会有几分钟不省人事。

刚开始，秦月很慌张，询问了医生才知道，女儿现在每天服用的妈富隆，与治疗癫痫的药物相抵触。即便这样，他们并没有选择停药。

秦月是在众多代孕网站上找到吕进峰的，这个与女婿同龄的男士声称自己在国内最早从事代孕行业，并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我们这其实是爱心事业。”她记住了吕进峰的这句话。

1986年，中国大陆诞生了第一名试管婴儿。10年后，国内首例代孕母亲试管婴儿在北京出生。“中国试管婴儿之母”、北医三院妇产科教授张丽珠主持了这项手术。她曾做过6例代孕母亲试管婴儿，成功了5例。

大多数寻求代孕治疗的患者的共性是，卵巢仍能排卵，但胎儿发育的土壤——子宫有问题，需要借别人的子宫。代孕技术出现以后，很多医院将其视为巨大的商机，一时间，纷纷开展这项业务。但争议也随之而来，很多人认为，代孕挑战了传统生育方式与社会道德观念，带来的伦理与管理问题是当时的体制与政策所不能承载的。

基于此，国家卫生部2001年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然而，随着不孕不育人群的逐渐增多，像吕进峰这样的私人代孕中介开始出现。原本在医疗机构被明令禁止的代孕，纷纷转入地下。

秦月眼前的吕进峰个头不高，肤色微黑，胖胖的，笑起来脸上若隐若现地有两个酒窝。

秦月女儿代孕的价格总共是65万元，这是吕进峰的“公益互助协议”里所能享受到的最优惠价格。吕进峰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一份代孕协议书显示，代孕套餐总共分为四类。其中，第一类是在客户身体情况准许的情况下，提供合格的精子和卵子，两年之内公司保证其至少有一名健康的婴儿出生。其他各类套餐则在第一类的基础上，针对客户身体状况以及卵子、精子的来源有相应的加价。例如，如果客户自己的卵子不行，需要另外支付6万10万元的捐卵费用；根据捐卵女孩的样貌、身高、学历不同，则价格不等。“65万元起价，最高135万，”吕进峰说，“就跟买房子一样，可以分期付，也可以一次性付款。”当然，对同样的套餐，分期付款的总额要比一次性付清贵。吕进峰是个精明的生意人，每一步都算得很清楚。

所有的费用都是由秦月老两口支付的，这花掉了他们一辈子的积蓄。他们觉得愧对女婿，“你说如果我女儿得了其他什么毛病，比如说心脏不好，我们还能跟亲家说。可是这个毛病，我们怎么开口？女婿很优秀，对女儿不嫌弃已经不容易了，我们愿意出这个钱。”

再服用一天妈富隆，秦月的女儿就要开始打促排针了。秦月一方面担心女儿会不会对新的促排药物有反应；另一方面还担心取卵的时候女儿会癫痫发作。她问吕进峰能否将原先定的取卵时间，由晚上六七点钟改为上午——女儿每天下午六点多都会发作一次，她担心这样会影响取卵，或者即使成功取出，卵子的质量也会不好。“你没到我这一步，不明白我多揪心，你一定要给我做成。”她再三恳求吕进峰。

秦月让吕进峰感到有点为难。在制订促排方案之初，一位医生听说客户有癫痫，就拒绝了，第二位医生考虑了半天才下决心接受这位病人。他的医疗基地里的医生都是从上海一些医院的生殖中心请来的，白天都要上班。“一是医生没时间，只能晚上取；二是白天也不安全。”他对秦月说。

送走了秦月，吕进峰又见了另一个女客户。对方30多岁，老公出轨，和小三生了一个儿子，还大摆喜酒。她气不过，又没有办法——自己心脏不好，不能生育，也不具备促排取卵的条件。她希望吕进峰能帮自己找到一名捐卵者和一名代妈（代孕母亲的简称）。她打算偷丈夫的精子，跟卵子结合孕育成胚胎，放到代妈的肚子里。吕进峰觉得这笔订单关系有点复杂，最后在签协议的时候，他加了一条：“此次代孕是夫妻单方面同意，如若发生纠纷，跟乙方没有关系。”乙方就是吕进峰的代孕公司。按照《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的规定，聘请医务人员进行代孕手术，是不允许的，更何况吕进峰没有经过任何资质审批。对于一个医生，吕进峰每年需要支付上百万的工资，这还是保守的价格。他时刻都很小心，害怕一旦不小心被曝光，一切投入就打了水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