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某婚恋网站发布的一份《2017中国人婚礼状况调研报告》显示，19.2%的上海人婚礼整体预算已超过10万，而广东大部分的聘礼钱已集中在10万至20万!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最高的上海也才54305元。换言之，一两年不吃不喝地挣到平均收入水平，只勉强够办一场预算“均价”的婚礼。

有关婚恋成本，古人甚至比我们更开明。《唐律疏议》有云：“娉财无多少之限”;注云：“娉财无多少之限”，即受一尺以上，并不得悔。大意是说，女方收受绢一尺以上的，就被看作是“纳征”礼成，这婚约就有法律效力。在农耕社会，送只雁、送点布就能娶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才会从浪漫照进现实。

封建家长制下的婚恋关系并不值得歌颂，可自古以来反对“天价婚礼”早就是自上而下的共识。

700多年前，元世祖忽必烈曾颁布过天价彩礼禁令，虽草草收场了事，起码是个态度问题。及至现代，反对“天价婚礼”更是旗帜鲜明。1934年中央苏区颁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中，已有了废除聘金、聘礼及嫁妆的规定。新中国成立后，几次修订的《婚姻法》均规定了禁止买卖婚姻和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内容。从地方上来看，这些年宁夏西吉县、安徽省砀山县、甘肃省崇信县等多地，均出台过抵制高额彩礼的倡议或规定。

这一切不过因为——婚恋太贵，伤害的不仅是爱情。

有几个现实不得不加以考量：一是根据2016年的数据，中国“光棍危机”似乎并不是个伪命题。在不远的将来，约有3000万中国男性将面临“打光棍”的局面;此外，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自2009年以来已出现“七连降”的迹象。僧多粥少、男多女少，如果“天价婚礼”愈演愈烈，穷小子在爱情里恐怕永远看不到“诗和远方”。二是湖南省委政研室在对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五郎溪乡的调研报告中提出，除因病致贫、缺技术致贫、交通落后致贫等肇因外，农村彩礼涨声如潮，也导致了因婚致贫现象的泛滥。于此而言，婚恋成本就不只是柴米油盐的问题，而直接关涉精准扶贫的成效。

谈个恋爱，伤筋动骨;搞场婚礼，一夜赤贫——这样的婚恋生态，恐怕连古人都要鄙夷。

文明的进化，价值的更迭，当为自由与权益创设更宽松的空间。彩礼量力而行、婚宴丰俭由人，对青年人及家长来说，都应是底线。须知，仪式总是为内容服务，岁月静好的日子才会暖心，琴瑟和鸣的爱情才最动人。